美国财政部扩大了潜在二级制裁的适用范围，涵盖伊朗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与此同时，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以涉嫌与伊朗石油收入、导弹与核项目采购、网络行动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活动有关为由，将近60家企业、个人和船只列入制裁名单。5艘油轮被指定为冻结资产，同时若干涉及特定汇款以及教育文化交流的许可证已被暂停。
尽管此次宣布伴随着强硬的措辞，但美国并未对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实施全面禁令。新的行业认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与伊朗交易方进行业务往来的外国企业都会自动受到制裁。相反，这些举措为美国政府未来的执法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具体的惩罚措施仍将继续有针对性地实施。美国正在构建一个能够施加更持久压力的机制，并准备将这一机制日益集中地指向伊朗的海外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正义悬赏”计划重新聚焦其悬赏计划：凡提供有关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领导人以及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政权相关核心成员线索者，最高可获1000万美元奖励。该悬赏最初于2026年3月公布，如今已成为针对伊朗领导层与安全机构重启的心理战与情报战的一部分。
军事行动无果，转而发起经济攻势
在经历了近六个月的交战后，战局转向了“经济战”。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对伊朗造成重大破坏，摧毁了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削弱了其部分地区势力网络，但未能迫使伊朗屈服或是改变政策。伊朗依旧保有导弹与无人机作战能力，具备威胁海湾地区各处设施的手段；最为关键的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的掌控力依然举足轻重。
这场军事行动也让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据五角大楼数据，截至7月，直接军费开支已达至少375亿美元。美国分析人士的多方消息与评估表明，在冲突的前五个月里，美国消耗了约65%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库存，“萨德”拦截弹数量减少了至少38%，而“战斧”巡航导弹的消耗量也接近该国库存的一半。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持续低迷，仅约35%。
基于上述考量，此番经济攻势看起来不再像是美国自信的展现，而更像是在承认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已变得难以为继。美国需要时间补充武器库存、降低国内政治代价，并找到一种无需再发动代价高昂的空中打击、又能够持续施压的工具。制裁恰好满足这一需求：制裁带来的直接压力大多由外国企业与伊朗民众承担，而美国则保留了随意提高或降低施压力度的主动权。
伊朗对此同样心知肚明。如果伊方认为，长时间停火会让美国得以逐一切断伊朗的商贸与金融渠道，伊朗领导层或许会采取有限军事升级、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施压或进一步打击地区基础设施，不给美国留出喘息重整的时间。该选择风险极高，有可能再度促使海湾国家联合对抗伊朗；但掌握危机节奏的主动权，依旧是伊朗手中最重要的筹码之一。
中国制约美国施压的效果
（美国）多轮既往制裁已令伊朗许多机构陷入孤立，因此新行动的威胁主要针对的是伊朗的海外合作伙伴。参与这五个指定领域的企业和银行，可能面临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被冻结、被禁止与美国公民和实体进行交易、代理账户受限，以及被实质性排除在美元清算系统之外的风险。对一家国际性银行而言，这种威胁远比直接罚款更为致命：失去美元业务基础设施的使用权，会使其全球业务的很大一部分陷入瘫痪。
但中国的存在，让美国这套施压模式难以顺畅落地。2025年，中国买家日均进口约138万桶伊朗石油，占伊朗海运石油出口总量的80%以上。这一贸易得以维持，依靠的是受美国影响较小的独立炼油厂、中介机构、人民币结算，以及掩盖单批货物来源的操作方式。2026年8月，伊朗对华石油日运量从2月份的157万桶降至约53.4万桶，但这一下降更多源于冲突与海上封锁，而非中方主动顺从美国的制裁要求。
美国此前已对个别中国技术供应商和小型炼油厂实施了制裁，但新一轮制裁方案并未针对中国的大型银行。若制裁这些大型银行，可能扰乱中美之间的各项谈判、招致中方反制、冲击关键商品供应，并加速双边贸易转向美元之外的支付体系。是否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美国的立场充满了深刻的矛盾。美国一方面以相应后果对中国发出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愿采取那些会给美国自身经济带来同等程度损害的举措。
伊朗的其他合作伙伴并未形成统一阵线。2024年，阿联酋占伊朗进口总额约30%，对应贸易规模约210 亿美元，阿联酋现已暂停同伊朗的金融与商业往来。而土耳其与伊朗年贸易额约50‑60亿美元，并未释放切断经济联系的信号，尤其伊朗供应了土耳其约13%的天然气进口。2025年伊伊两国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伊拉克每年要向伊朗支付约40‑50亿美元，用于购买发电所需天然气。若迅速放弃该气源供应，伊拉克国内将面临严重运转失序的风险。
巴基斯坦与阿曼同样是伊朗的重要伙伴。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非正式贸易规模约40亿美元，两国政府设定的贸易目标为100亿美元；2025年伊朗与阿曼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印度已经将对伊贸易规模压缩至16.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印度认定具备人道主义属性的食品及其他物资。上述国家或许会减少公开层面的相关业务，本国银行也会变得更加谨慎，但不大可能放弃关乎自身能源安全、边境地区物资供给以及维系战略交通通道的经贸往来。
伊朗正在重绘其贸易版图
早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朗就已为长期遭受孤立做好准备，其应对思路核心是逐步分散贸易与物流网络。
石油领域中，戈雷‑贾斯克输油管道意义尤为重大物流网络。管道设计日输送能力为100万桶，但实际运行能力据估算仅接近30万桶；冲突爆发前，经由贾斯克港的实际外运量还要低得多。这条路线目前还无法完全取代波斯湾的终端设施，但在封锁期间，它足以保住伊朗一部分的出口份额。
恰巴哈尔港为伊朗非石油贸易打通通往阿拉伯海的通道；多条陆路口岸则将伊朗与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相连。危机爆发之后，巴基斯坦开通六条指定公路线路，把卡拉奇、瓜达尔、卡西姆港同伊朗加卜、塔夫坦边境口岸连通。通往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天然气管道，让伊朗部分能源出口无需依赖油轮即可完成；边境贸易、易货贸易以及本币结算，进一步降低了对主要国际银行的依赖。
与此同时，海上出口业务愈发转向“灰色经济”地带。其使用的手段包括：船对船过驳转运、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频繁更换船只旗帜与所有权、重新标记原油来源，以及设立冗长的中间商公司链条。数字资产与黄金虽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的全部对外贸易，但可用于单笔付款、零部件采购以及储备资产保全。新一轮制裁会抬高上述每一项操作的成本，却很难根除这套已经发展数十年的运作体系。
经济胁迫动摇其自身根基
美国能够实施二级制裁，根基在于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已披露的外汇储备中占比达57.13%。目前，无论是人民币、欧元，还是现有的金砖国家平台，都无法提供与之相匹敌的流动性、法律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的深度。
然而，一种货币的主导地位并非坚不可摧，尤其是当其获取渠道被日益作为胁迫工具时。每一次对外国银行发出新的威胁、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或是逼迫第三国放弃经济上必要的合同，都会提升各类替代机制的价值。本币结算、央行数字货币、黄金、区域清算安排，以及“金砖支付”这类项目，目前仍处于碎片化状态，但制裁不仅赋予了它们政治意义，还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商业需求。
美国战略的悖论在于：美方越是高效动用美元的霸权力量，其他国家就越是迫切寻求摆脱美元霸权的保护手段。如果二级制裁扩大到中国、土耳其、伊拉克或印度的主要金融机构，付出代价的将不仅仅是伊朗。全球供应链会遭到扰乱，能源与航运价格上涨，全球贸易进一步走向碎片化；非西方国家政府也将获得又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去建设不受美国决策左右的金融基础设施。
同样也不应低估伊朗社会的韧性。这种韧性是在经历了两伊战争、四十多年的制裁、反复的货币危机以及持续的外部压力威胁中塑造而成的。伊朗民众早已学会在通胀、物资短缺与动荡环境下维持经济生活；伊朗政府也摸索出一套机制，用于分配稀缺资源、利用非正式市场，并将大部分压力转嫁至私营部门。
这不代表新一轮制裁不会带来痛苦。制裁可能加剧通胀、造成就业萎缩、限制技术获取，并加深民众不满。但生活水平下滑并不会自动引发政治反抗。外部压力往往会强化当局的叙事，让政府得以将危机归咎于外部敌人，同时提升民众对国家管控的分配体系的依赖。
即便以最高严苛度落地，（美国的）“经济弃民行动”也难以快速削弱伊朗，也不会立刻引爆大规模民众起义反抗领导层。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美国不断抬高伊朗对外交往的成本，而伊朗持续拓展替代贸易通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加压力，并推动其合作伙伴采用新型结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