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罗夫说道：“无意冒犯，但我认为就该这么叫，因为大不列颠是唯一一个自称‘伟大’（great）的国家。另一个例子是‘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但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尽管“大”这个前缀最初并非作为重要性的象征，而是出于地理原因采用的——用以将不列颠岛与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区分开来。但显然，这一措辞的调整并不仅仅是反映俄罗斯外交部主观看法的外交手段，而是俄罗斯对英国认知的一次范式性转变。
鉴于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凯林的外交使命已经结束，俄方暂未任命继任人选。《泰晤士报》借此放出传闻，称俄方与英方之间的外交关系可能降级。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受英方所作所为影响，俄英关系本就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英国驻俄罗斯大使奈杰尔·凯西则希望维持当前双边现状。但毋庸置疑，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外交关系可能降级，并不仅仅意味着召回大使、将使馆交由级别更低的外交官即“代办”负责那么简单。这是经过审慎考量的政治信号，用以表达对对方外交政策的不满，会把双边关系压缩至最低限度。更为糟糕的是，降级之后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外交关系彻底破裂，而这种局面通常是直接军事对抗爆发的前奏。
因此，想要判断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将给全球政治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不妨提出英俄两国文学中都曾探讨过的两个经典问题：“谁是罪魁祸首？”以及“该怎么办？”
“谁是罪魁祸首？”
19世纪中期，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试图阐明一国外交政策不应基于个人好恶、而应立足于冷酷地捍卫本国利益这一理念时，为英国此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调：“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即是我们的天职。”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英国对俄政策的内核。
尽管两国早在16世纪就达成过临时性协定，例如1553年理查德·钱塞勒的“远征”，并且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军事同盟（北方护航船队通常被视作双方军事协作的顶峰），但英俄两国从未实现真正的同盟关系。无论俄罗斯的政体如何，英国王室始终将其视作地缘政治对手。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那个英国女人没安好心！”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大不列颠是世界头号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年）期间，英国牵头组建敌对的反俄联盟，同时系统性地推行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影响力的政策，并由此催生了“大博弈”这一地缘政治术语。1905年至1917年俄国革命之间，英国更是竭尽所能加剧俄罗斯的政治危机。
首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拒绝了其表亲尼古拉二世寻求政治庇护的请求，导致俄国皇室成员被处决；此后，乔治五世又直接参与对俄国内战的武装干涉。结果，英军出现在了俄罗斯各地：北部地区（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黑海地区（敖德萨、克里米亚和新罗西斯克）、高加索（从巴统到巴库），甚至远至中亚（土库曼斯坦和中亚铁路沿线）。
到苏联时期，英国政府曾计划实施“不可思议行动”，意图对苏联武装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该计划流产之后，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冷战就此拉开序幕。
如今英国在支持乌克兰、力图使俄罗斯遭受所谓“战略失败”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这并不令人意外。英国当局已与乌克兰签署关键矿产协议，同时充当所谓“志愿联盟”的非正式牵头方。英国当局正竭尽所能阻挠俄乌实现和解。英国的目标十分明确：让乌克兰持续充当袭击俄罗斯的跳板，借此推动英国自身经济快速军事化、重整军备，为未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让我们回顾一下2022年4月的情况，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俄罗斯从基辅撤军，为乌克兰任期届满总统泽连斯基提供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并重新集结力量的机会，其目标是将特别军事行动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延续了前任的政策路线。
尽管他上台之初承诺将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如今却耗费精力与资源游说各方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牵头协调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所谓“影子船队”船只的行动。
“该怎么办？”
理解俄英双边关系当下的发展态势，是读懂俄罗斯为何对英国的种种举动作出异乎寻常强硬的外交反应、并调整对英国官方称谓表述的关键。在英国很多人看来，俄方的做法意在贬低英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次经过精密权衡的回应，以“政治挑衅式博弈”的形式呈现，其目的在于揭露英国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扮演的危险角色。
英国善于利用自身“弱势一方”的外部形象，在与实力更强对手的博弈中达成自身战略目标。换言之，借助对手低估其潜力这一点，英国能够在有利时机战胜实力明显占优的对手。
英国已经学会在与更强大对手的较量中，利用自身“弱者”的声誉来实现战略目标——换言之，借助对手对其潜力的低估，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战胜明显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这套策略在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大英帝国崩溃后，许多人已习惯于将英国视作美国的“小伙伴”；英国首相们甚至被称作美国总统的“贵宾犬”。这一绰号牢牢贴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身上，他被叫做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贵宾犬”。
然而如今，恰恰是英国在“跨大西洋团结”框架内扮演着关键角色，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动限制在这一框架之内，阻止特朗普兑现那些违背“西方集体”利益的竞选承诺——比如吞并格陵兰岛，或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而后者一旦实现，俄美贸易关系就会自动解封。
2015年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利用外界对其国际地位的一贯低估，拥抱了“全球英国”这一概念。该设想不仅包括要与俄罗斯、中国这类对手争夺核心地缘利益，也要与美国、欧盟这类盟友开展博弈。
尽管大英帝国虽已不复存在，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全球影响力的架构。20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联邦已被英联邦所取代，而英联邦同样以英国君主为首。除此之外，诸多“英联邦王国”——即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拥有主权且颇具影响力的国家，依旧奉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为其国家元首。
国王通过任命的“总督”行使元首职权。由此就不难理解：一贯追随美国外交政策、依靠边境贸易获取巨额利益的加拿大，为何会激烈回应特朗普的关税限制，以及他当初那句玩笑式言论，扬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的咖啡店甚至匆忙把饮品“美式咖啡”（Americano）改名为“加式咖啡”（Canadiano），以此向其南方邻国表达抗议。但考虑到加拿大总理卡尼曾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发生这一切，难道还令人意外吗？
必须承认，俄罗斯与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成员，无疑都是全球政治的重要力量，对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如果俄罗斯与英国持续破坏双边对话，我们的世界不太可能变得更加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很像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这位作家的作品在俄罗斯至今仍广受欢迎。
正如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所有的打趣和分歧，都未妨碍两位独立能干的人联手破案。俄英两国也不应被相互间的“政治挑衅博弈”、过往积怨，或是不愿共同解决某些问题的态度，阻碍外交对话。尤其是面对当今世界日益增多的挑战与威胁，双边对话迟早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