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本就预料基民盟会输掉萨安州选举，但其惨烈程度仍然引人注目。德国选择党最终能否拿下绝对多数席位、实现单独组阁，反倒已经是次要问题，因为这一结果向德国政治建制派传递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红灯已经亮起。
默茨本人也已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从本次竞选来看，他已经陷入了一个难堪的政治困境：他的每一次介入往往事与愿违。他越是竭力劝导选民朝一个方向走，部分选民就越是坚决地走向对立方向。
这一幕颇有几分苏联末期的味道：官员在电视上言之凿凿，而相当一部分民众本能地得出结论：真相大概恰恰相反。
在竞选最后几日，主流阵营试图将德国选择党刻画为纳粹与“普京的傀儡”，但这套说辞显然未能遏制该党在这个东部州的势头，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那些早已厌倦此类指控的选民反而被激怒了。莱比锡那起扑朔迷离的无人机事件也是如此，尽管它被用来煽动对俄紧张情绪，却并未明显改变政治氛围。
德国当局曾围绕德国选择党筑起了一道围墙，而选民们直接把它砸碎了。
萨安州后续走向，取决于议会席位的最终分配。但几乎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都会让德国建制派面对自酿的难题。
假设马格德堡（萨安特州首府）组建了一个由德国选择党主导的政府，联邦体系内其他层级机构很可能会倾向于处处阻挠。目前已经出现呼声，主张限制同选择党主导的地方当局开展合作，包括安全和情报等敏感领域的合作。
这将是极不寻常的做法。德国联邦制之所以历来运转良好，恰恰是因为各州与联邦政府尽管存在政治分歧，仍能保持合作。如果开始截留信息或阻挠一个合法组建的州政府，那就是为了遏制一个政党而冒着损害整个体制的风险。这是国际事务中屡见不鲜的“制裁思维”，如今被搬到德国国内，用来对付德国自身的一部分。
另一种选择，或许是组建一个笨重臃肿的大联合政府，其首要目标仅仅是阻止第一大党组阁。这种做法在宪法层面或许可行，但无休止地重复这套操作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政治代价。选民终究会注意到：选举胜利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权力。
更为明智的做法，或许是接受选举结果，允许德国选择党在其获胜的地方执政，然后逐步将其纳入政治建制。执政本身就会约束反叛性质的政治运动；在野时可以掩盖的内在矛盾，会在承担治理责任之后暴露出来。比起口诛笔伐，现实行政治理往往更能消解激进政党的影响力。
但这样的策略需要政治上的细腻与手腕，而这恰恰是当前德国联邦领导层所严重匮乏的。每逢关键节点，德国政治往往会用道德上的确定性来取代灵活性。正因如此，主流政党多年来对选择党构筑起一道“卫生警戒线”。既然已经把该党塑造成道德层面绝不可合作的对象，如今想要改弦更张，就不得不承认原有策略已经失败。
德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更大图景的一部分。放眼整个西欧，政治转型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建制政党给出的政策供给，与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诉求之间，鸿沟正在不断拉大。执政者与被治理者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政治世界里。
这种分歧的部分根源，要追溯到25至30年前全球化的鼎盛时期。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超国家层面。但这并不单纯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在一个相互融合的世界里，许多问题确实已经无法单凭单个国家有效处置。
在一段时间里，这套安排是有效的，因为它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这套日益偏向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可以拿繁荣与生活水平提升作为论据；虽然民众会感觉决策权离自己越来越远，但这套体系在物质层面给予了补偿。
然而，这一契约已经弱化，全球化不再按照设计者预想的方式运行。经济一体化依旧高度紧密，各国政府无法简单退回民族国家的围墙之内；但它再也无法产出曾经支撑其合法性的政治信心与经济活力。结果就是，建制精英陷入两难：一边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框架，另一边是选民要求本国掌握更多控制权。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抗议运动在整个欧洲的兴起。这类运动存在共性，尤其强调国家主权，对现有建制机构抱有抵触，但彼此并不能一概而论。法国、德国、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不会仅仅因为欧盟同样令他们不快，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盟友。民族主义本身就根植于各不相同的历史与利益诉求。
重要的是，旧有的政治体系已然开始动摇，尽管建制机构依旧强大，仍保有诸多通过联盟构建和制度壁垒来遏制异己力量的机制。但问题在于，如果底层选举趋势延续下去，这类手段还能维持多久。
因此，萨安州的意义早已超出本州范畴。在德国选择党取得选举突破之后，社会各界如何对待该党，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能够看出德国建制派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维护现有政治架构，以及这么做会带来何种后果。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从当前这场转型中走出来的西欧，就必然会变得对俄罗斯更为友好，俄方对此不应抱有幻想。一个民族主义复兴、各方利益相互角逐的欧洲，在历史上向来有能力制造属于自身的动荡，而俄罗斯很少能置身事外。
但政治体系不会永久一成不变。在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建立起来的欧洲秩序，正进入深度调整阶段。而德国，或许只是这场变革变得无法再被忽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