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正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然而，这个华盛顿曾承诺要将其打造成中东民主转型典范的国家，至今仍面临着多年军事存在也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伊拉克而言，这是万众瞩目的政治里程碑，但外国军事行动的结束并不能魔法般地解决其造成的权力碎片化问题。美国干预的后果，尤其是教派间的猜疑以及各武装势力中心之间的竞争，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仍存在于伊拉克的政治格局中。
军事胜利如何变成政治死局
尽管美国早在1991年就曾与伊拉克交战，但正是2003年3月的入侵标志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以及激进政治重构的开始。小布什政府主要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所谓威胁为由为这场战争辩护，然而那些被美国认定存在的库存始终没有被找到。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以惊人的速度被推翻，但事实证明，建立稳定国家的挑战仅凭美国的军事优势无法解决。
美国解散伊拉克军队以及全面清除萨达姆所属的复兴党影响的过程中，伊拉克正在形成的政治体系也失去了大量此前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人员。随着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公务员和军事人员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新秩序之外，社会怨恨与武装抵抗交织，权力斗争也日益带上宗派色彩。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无疑留下了一份问题重重的遗产，但美国占领期间作出的决定催化了暴力，使其成为夺回失去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如果把随后发生的所有灾难都归咎给美国一方，也过于将问题简单化。伊拉克政治领导人将职位和资源按照党派和社群界线进行分配的做法制度化，同样导致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群体感到被排挤，而邻国则利用巴格达的弱势来推进自身利益。然而，正是这场干预在能够防止该国分裂为相互竞争的政治和武装网络的制度成形之前，就拆除了此前的秩序。
美军的首次撤离于2011年完成，但到了2014年，在“伊斯兰国”（ISIS）武装控制摩苏尔以及伊拉克大片领土后，美国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重返该国。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空中力量、情报能力以及对当地部队的训练确实帮助伊拉克政府扭转了战局。否认这一贡献既会贬低国际联盟的作用，也会贬低国际社会向伊拉克提供支持的重要性。即便如此，地面作战的主要负担仍由伊拉克部队承担，其中包括军队、反恐部队、佩什梅格以及人民动员力量。
2017年摧毁“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领土统治是一项真正的军事成就，但这并没有消除此前使“圣战主义”力量在该国立足的条件。如果以美国政策所承诺的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伊拉克为标准来衡量，其结果远没有从各种军事胜利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显著。华盛顿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压制了一个由其自身干预也曾助推形成的威胁。
中东地区层面的后果同样充满矛盾，由于一大对手被清除，伊朗获得更大机会扩大其在伊拉克国内的影响力。美国投入了巨量资源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在这一秩序中，其主要地区竞争对手的地位最终反而变得强大得多。这并不意味着巴格达失去了自身的政治能动性，但这一局势表明，战争的实际后果与华盛顿发动战争时的预期之间究竟存在多么巨大的偏差。
主权始于将武装力量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美国撤军不可避免地会被伊拉克社会的一部分人视为漫长占领时代的终结，尽管2014年以后建立的军事存在有着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基础，而且是在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下进行的。这一区别使伊拉克当局能够在不否认外国援助曾在某一特定阶段具有必要性的同时也强调自身主权。
相比之下更大的挑战是确保战争与和平的决定真正由国家作出。“人民动员组织”是一个由伊朗支持的准军事组织，在2014年“伊斯兰国”发动攻势期间作为一个广泛的动员架构出现，尽管后来成为其组成部分的一些组织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该组织后来被纳入国家体系，但仍保留了相当大的内部多样性，因此，如果把整个人民动员力量视为一支由伊朗控制的单一军队，将会产生误导。
这是战后伊拉克最棘手的矛盾之一。那些帮助国家抵御“圣战主义”力量的团体获得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来源，而一些指挥官则产生了维护现有体系的利益诉求：在这一体系下，国家为武装组织提供资金，却无法完全控制它们的决策。在这种条件下，解除武装会影响政党的地位、获取国家收入的渠道，以及那些已经习惯依赖自身武装网络的个人的人身安全。
阿里·扎伊迪总理领导的伊拉克现任政府正寻求将武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真主党等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团体则抵制这些要求。伊拉克当局规定的最后期限遭到多个组织的直接反对，而对个别民兵成员的逮捕已经引发报复威胁。
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背景下，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一些武装团体既把自己的武器视为支持伊朗的手段，也视为抵御美国压力的保障。与此同时，伊拉克面临着被夹在华盛顿的要求与邻国伊朗的期待之间的风险，而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其与武装团体之间的联系。
试图同时解除所有组织的武装，可能会使那些此前利益存在分歧的指挥官联合起来反对政府，而无休止的让步则只会使相互竞争的武装中心的自主地位制度化。逐步将这些力量纳入统一的指挥体系，同时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并为普通战斗人员提供可信的保障，似乎是一种更可持续的做法。否则，组织上的改名换姓可能会使旧有的忠诚网络原封不动，而主权仍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
新的权力真空
今天的伊拉克军队已经拥有2014年危机发生时尚不具备的经验，因此，无理由认为摩苏尔的陷落可能直接重演。由于伊拉克安全部队持续施压，“伊斯兰国”2025年在伊拉克发动袭击的数量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该组织并未消失，并继续利用邻国叙利亚的不稳定局势。
袭击强度较低并不意味着地下网络已经消失。“伊斯兰国”本身源自“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其残余小组仍然构成真实的安全威胁。相比之下，如果把这两个组织描绘成当代伊拉克境内两个彼此独立且同样强大的地下运动，则会歪曲实际情况。
最危险的情景或出现在政府与武装团体之间的对抗开始消耗维持日常安全所需资源的时候。如果军队单位被重新部署到首都方向，情报机构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治对手身上，而地方指挥官停止交换信息，那么“圣战主义”网络就会获得重建其补给路线和招募机制的机会。它们不需要立即夺取大城市。持续在道路和农村地区发动一系列袭击，就已经可能足以削弱公众对当局的信心。
这种真空可能出现在那些形式上存在多个安全机构、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承担维持秩序全部责任的地区。在政治竞争阻碍巴格达、库尔德力量和地方安全力量之间合作的地区，脆弱性尤其突出。如果再加上任意措施以及针对当地社群的集体指控，地下组织就可能再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那些感到被排斥或受到不公对待者的保护者。
因此，核心问题在于，伊拉克领导层能否在改革该国武装组织的同时，维持统一的指挥体系、公众信心以及有效的情报工作。持续的外部技术援助和情报共享可以使这项任务更加容易，但外国顾问无法取代国内政治和解。当撤军与这种和解的崩溃同时发生时，就会造成真正的危险，尽管外国军队的离开本身并不意味着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军队对地下小组实施突袭的能力，不应自动等同于其对抗那些享有政治保护的大型武装组织的能力。在后一种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命令可能会导致执政联盟分裂，而指挥官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考虑其自身政治阵营内部的忠诚关系和联系。正是军事决策对精英阶层竞争的这种依赖，使内部对抗的可能性变得尤其危险。
华盛顿为何减少其军事存在
仅通过当前与伊朗的冲突来解释美国的决定并不符合历史情况，因为联军任务转变的时间表早在2024年9月就已达成一致。这一决定反映了与“伊斯兰国”控制大片领土时期相比恐怖主义威胁的下降、来自伊拉克当局的压力，以及向双边合作转型的更广泛意图。华盛顿能够减少其直接军事介入，同时通过训练项目、武器合作和外交工具维持与巴格达的关系。
不过，与伊朗的冲突显然表明了维持永久军事存在所带来的成本。2026年3月初，伊朗无人机袭击了设有一座美军基地的阿尔贝拉机场，随后，一处驻有意大利人员的联军设施也遭到袭击。这些事件表明，海外军事基地虽然旨在投射力量，却同时可能成为容易遭到报复的目标。
当一座造价高昂的军事设施可以被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反复攻击时，保护该设施就需要持续投入资源，而每一名军人的伤亡都会产生推动新一轮政治压力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脆弱的美国驻军数量对华盛顿而言可能是一种理性选择，尽管美国的整体军事能力仍然远远强于其对手。然而，这只能解释美国当前政策背后的动机，而无法证明伊朗的袭击是撤军的最初原因。
即使在最后一个军事单位离开后，美国对干预后果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仍将继续存在。美国离开之际，伊拉克政府仍未完全取得对武力使用的垄断，而持久政治和解的基础仍稳固。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军队是否应该违背东道国的意愿无限期驻留，而在于干预开始时所宣称的政治工程从未得到彻底完成。
伊拉克撤军还引出一个问题：随着华盛顿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一条从拉丁美洲延伸至北大西洋和格陵兰的战略安全带内，这是否构成美国在中东角色发生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
这种解释并非没有依据，因为美国在重新考虑其军事存在的地理分布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西半球。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活动空间，也与日益重视美洲大陆和北大西洋安全的趋势相一致。
然而，这些决定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彻底放弃中东，也不意味着美国已不再具备在中东维持军事基地的能力。与伊朗持续的对抗表明，强大的战略承诺依然存在，而在削减一支军事部队的同时，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加强海军或空军存在。更确切地说，华盛顿正在采取一种更具选择性的方式以降低长期部署的成本，尤其是在军事存在未能带来与之相称的政治回报的地区。
对于伊拉克而言，这一转变最终会产生何种后果，与其说取决于还剩多少美国士兵，不如说取决于伊拉克领导人能否在相互竞争的武装行为体再次开始争夺填补权力真空之前，建立起一个有效运转且负责任的国家权力体系。